一、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问题
数字货币显然是物，属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围。《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显然，比特币在法律上属于动产.
数字货处作为动产，能够产生动产上的权利即物权么？在民法上，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某项动产为非法，如毒品等，权利人皆得因《物权法》而对动产产生物权，因国家并未制定法律宣布数字货币非法，那么依《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
可见数字货币可产生物权。这在《民法总则》中也有相同的规定.
更进一步讲，2017年10月实施的《民法总则》第127条规定：
依此规定，无论是将数字货币视为数据还是视为虚拟财产，其均可能产生民事权利，在国家尚未制定特别法律对比特币予以特别规定时，其权利受《民法总则》保护，而民法总则的原则是“法无禁止则自由”，具体见:
数字货币尚属新生事物，谈不上已有公序良俗，而又无特别法律予以规定，故依《民法总则》第127条、第8条及第10条及物权法第2条，数字货币为物，应受法律保护。
因交易而取得的数字货币受法律保护么？这实际上涉及对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判断。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9月4日发布了关于各交易所不得从事比特币交易的公告，能否据此认定通过交易所已经发生的比特币的交易行为是无效法律行为？我认为不能，原因有二：
七部委之公告非法律、亦非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数字货币纳入司法保护范畴
作者：于鲁平谭天
《意见》指出，为“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夯实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健全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将“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数字货币”，对于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以及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在司法领域，只有明确了权益的范围，才能进行全面合法的保护。
笔者所在的项目组此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在中国境内，“数字货币”具有专属性，即特指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正在进行内部测试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此前出台的针对虚拟货币监管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均未出现“数字货币”字样。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此前，四家国有银行和包括华为以及电信巨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内的多家大公司都进入了测试阶段，滴滴、哔哩哔哩和美团点评等实体企业也参与到测试之中。央行数字货币（DC/EP）呼之欲出，需要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范围。
此次最高院发布的《意见》中，将“数字货币”与网络虚拟财产、数据放在同等保护的位置，其用意就是为了明确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和范围，并且对“数字货币”与其他“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法律定义上的区分。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典中明确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意见》中将“网络虚拟财产”列为新型权益予以保护，统一了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财产的定性。尤其是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财产，此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此前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财产的官方定义包括：
1、特定的虚拟商品
早在2013年1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就对比特币的属性进行了确定，即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2、所谓“虚拟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简称“9.4公告”）中，将比特币、以太币等称为所谓“虚拟货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中，也将比特币、莱特币以及各类代币等称为所谓“虚拟货币”。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判例将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等“代币”认定为虚拟财产、一般财产、不合法物、数据等。
对此次《意见》中的“网络虚拟财产”范围，我们认为“网络虚拟财产”的核心依然是“财产”，应当具备使用价值、交易价值、稀缺价值。因此，“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从《通知》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对于新型权益的保护对象主要包括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三部分。今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对新型权益进行合法有效保护，将会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1、确权纠纷
由于新型权益存在于互联网、服务器中，具有网络虚拟属性，导致权属的不易确定，对于新型权益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的确权纠纷会逐渐增多。
2、合同纠纷
新型权益的交易价值决定了其必然要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合同纠纷，但是由于该财产的虚拟性，导致大部分合同也具有电子化、非书面化的特征，如何将电子化的合同约定进行固化，如何明确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非货币化的履行责任，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3、侵权纠纷
4、国际间司法协作
互联网具有国际性，网络平台、服务器等可能在国外，新型权益也有可能被转移到其他服务器上，这就对于国内司法管辖权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能够对该财产的流向进行追踪、保全、追回，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加大国际间司法协作的力度。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
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私信沟通授权事宜，并于转载时在文章开头处注明来源于公众号“中伦视界”及作者姓名。未经本所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的任何内容，含图片、影像等视听资料。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三、比特币是否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根据文中公布的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电子扫描件，仲裁庭认为：“本案中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103010第127条规定，法律对互联网上的数据和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国目前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易。”
北京仲裁委公布的与主流不同的判决，再次凸显了比特币涉及的虚拟货币纠纷的争议性。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的背景下，如何统一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标准，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合法性争议：全部非法，还是部分合法？同一款，两种解读。半年前的《通知》是明确了所有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活动，还是只将虚拟货币活动作为非法金融予以禁止？
可以说，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如果受中国法律保护，其前提是必须符合《民法典》中对虚拟财产的认定。
可以看到，在上述案件的“认为”部分，北京仲裁委提出：“本案中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属于虚拟财产。”
那么，虚拟货币真的属于虚拟财产吗？
对于这一认定，第一个争议点是各方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空间。
如前所述，《民法典》确实承认了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但没有明确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不明确。
唯一涉及的是2013年12月央行等五部委发布的《民法典》。其中，在定义比特币的属性时提到：“在性质上，比特币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王锦在2020年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号文中指出，虚拟物品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唯一与之法律上近似的概念是《从比特币的法律性质谈比特币纠纷的裁决思路》号(2021年1月1日起废止)第127条规定的虚拟财产。
另外，上述行政法规只提到了比特币，没有谈到其他虚拟货币属性。
也有律师持否定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虚拟货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2021年9月央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发布的《民法总则》(以下简称《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第一句明确提到“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因此虚拟货币失去了合法性，无法受到法律保护。
但也是基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款，但该款第二句是北京仲裁委引用的：“涉嫌非法买卖代币、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以及以中央对手方身份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代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等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经营活动。
因此，北京仲裁委认为，《通知》并未禁止一切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的交易活动，而是将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经营活动作为非法金融活动予以禁止。
刘洋也同意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他说，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只有涉嫌非法金融活动才应该受到控制，而不是所有与金钱相关的行为，比如持有虚拟数字货币。持有本身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对于《通知》发布后的部分合法性，刘洋引用了第一条第四款第二句话：“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反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的民事法律行为都被认定为无效，就不需要加上‘违背公序良俗’这句话。”刘洋认为，只有在投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才能无效。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行为不违反公序良俗，民事行为是有效的，有效的后果是受法律保护。
回到本文开头的判决本身，北京仲裁委的审理也包含了其对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宽容审慎的判决思路。
《通知》颁布前，王锦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在民商事审判中，一方面要考虑监督的相关规定，支持监督机构依法有效行使监督职能；但也要严格区分民商事审判和行政监督的不同职能。
“最好从法律角度看待行政监督领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不要过度干预。”王锦认为，在不明显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不明显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保障双方的契约自由。
“在大多数商人和律师看来，比特币明显具有财产属性，但监管发声，司法系统必须尊重。”夏海龙对此有明确的看法。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下，虚拟货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
审理尺度不同：对虚拟财产的认定存在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北京、上海等地多家法院认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而更多地方中级法院不认可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的属性。一些法院承认比特币是虚拟财产，但称其“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估标准”。
不同当事人对虚拟货币的法律性质和国家相关规定的把握，加上审判的价值取向，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例如，2021年8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第10254号]认为，比特币的物理存在形式是数字代码，存在于网络空间，可以用现有的计量标准量化其价值。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比特币可以视为网络虚拟财富。
产的特征，具有物的属性。
2021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1624号】认为，BSN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是使用矿机（超级计算器）连接指定矿池根据特定算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后所获得的奖励。从其产生的过程看，挖矿的过程凝结了人类的劳动成果，具有一定价值；由于其特定的程序和算法的限制，也不可能无限生成，具有稀缺性；挖出之后，所有权人可以上特定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兑现，可以进行使用支配。BSN币具有虚拟财产的属性，可以作为普通商品进行交易。
与此同时，更多的地方中级法院则对除比特币以外的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不予认可，部分法院认可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但称其“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价标准”，故最后的审判结果还是指向“诉请不予支持”“合同无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案范围”“风险自担”。
比如，2021年7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4民终2401号】认为，由云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创立的数字代币CC币是未经批准由平台发行，数量由平台自由发放，并不凝结人类抽象劳动，且无法用现有的度量标准度量其价值，因此该数字代币不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不具备商品的流通性。
2021年11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1民终11978号】认为，案件中涉及的虚拟货币既非货币，亦不具备虚拟财产的商品属性，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的行为，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故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2021年12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3民终9625号】认为，以太坊不由当局发行，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也不具有种类物的属性，亦无法用法定货币进行量化。
2022年2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10民终352号】认为，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缺乏合法的经济评价标准，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纠纷案件还面临哪些裁量难题？
娄鹤表示，相关案件面临取证难、司法程序处置难等困境，由于虚拟货币的技术属性，在案件处理中会涉及信息壁垒、域外取证及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对虚拟财产进行冻结、委托第三方处理等。
“一方面，我国已经明确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因而否定了基于虚拟货币主张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其他国家并未禁止虚拟货币，行为人又的确能够通过虚拟货币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夏海龙指出，在涉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中，如何对相关的“盗窃”、诈骗行为定罪、犯罪金额如何认定等问题均存在较大争议，亟待解决。
娄鹤也认为，此类案件在经济损失的认定上有难度。“目前相关认定标准不统一，去中心化特点导致虚拟货币在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价格波动较大。”他说道。
其实，国内在目前审判尺度不一的情况下，对于承认虚拟货币财产价值的纠纷案件，便存在着价值认定的“矛”与“盾”。
判例中的比特币价值：零、市场价，还是共同认可价格？“《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亦认可比特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虽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财产性价值，如果一概拒绝予以保护，对当事人而言恐有失公平。”
以全国首例涉比特币的仲裁裁决撤销案件【（2018）粤03民特719号】为例。
2017年12月2日，当事人签署的一份协议中规定，高某要分三期将李某委托其进行理财的数字货币资产（20.13个比特币、50个比特币现金、12.66个比特币钻石）全部归还至李某的电子钱包。
结果，该协议签订后，高某未履行合同义务。
李某遂根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要高某归还上述数字货币资产相等价值的美金和利息等诉求。
仲裁庭经审理认为，高某未依照案涉合同的约定交付双方共同约定并视为有财产意义的比特币等，构成违约，应予赔偿。
在比特币的财产价值上，仲裁庭参考李某提供的okcoin.com网站公布的合同约定履行时点有关BTC（比特币）和BCH（比特币现金）收盘价的公开信息，估算应赔偿的财产损失。
高某宇随后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深圳中院撤销上述仲裁裁决，撤裁的主要理由是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公共利益。
具体而言，高某主张，根据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自2017年9月4日起，任何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因此，自2017年9月4日起，okcoin.com网站提供数字货币的交易及定价均为非法。仲裁裁决认定高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因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故仲裁裁决应予撤销。
2021年11月份，北京仲裁委官网发布的《中国商事仲裁年度观察（2021）》（下称《年度观察》）中，将该案称为全国首例涉比特币的仲裁裁决撤销案件，亦是近年来法院确认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并予以撤销的极少数案件之一。
根据《报核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认为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之仲裁裁决违背公共利益而拟予撤销的案件必须逐级上报最高院批准。
也就是说，该案结论已得到最高院背书，因此结论具有可参照性和可复制性，对未来司法和仲裁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年度观察》认为，《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亦认可比特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虽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财产性价值，如果一概拒绝予以保护，对当事人而言恐有失公平。
而在上海部分法院的判决中，在确定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值时，并未如上述仲裁裁决一样采用第三方平台所公布的比特币市场价格，而是采用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价格作为标准，以此避开了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的兑付、定价和信息中介的禁止性规定。
“如何在不违反国家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客观公平地确定虚拟货币的财产价值并对其予以保护，是未来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难题。”《年度观察》提到。
娄鹤认为，在民事及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都不可避免涉及虚拟财产都定价问题，通常可以参考标准有：根据用户真实货币的投入计算；根据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网络运营商确定的定价；根据受害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
相关问答：请问中国唯一合法虚拟货币是什么？
我国并没有一种合法虚拟货币的。对于虚拟货币（比如比特币）中国目前没有说不合法，但也没说合法，只是禁止虚拟货币的交易，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人交易，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相关行为作出了明确规范，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指出，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虚拟货币：比特币
